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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磅丨金刻羽:西方人眼中,中国经济为何总是濒临崩溃?

重磅丨金刻羽:西方人眼中,中国经济为何总是濒临崩溃?

2021年05月26日 14:41 来源:中国新闻网参与互动参与互动

  (东西问)重磅丨金刻羽:西方人眼中,中国经济为何总是濒临崩溃?

  中新社北京5月26日电 题:金刻羽:西方人眼中,中国经济为何总是濒临崩溃?

  中新社记者 庞无忌

金刻羽。本人供图

金刻羽。本人供图

  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机制似乎总是处于“失灵”状态。

 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竞相出现,几乎每隔5-10年,各式各样的“中国崩溃论”就会卷土重来,期间还夹杂着“中国威胁论”的声音。有些学者甚至以此为生。某美国华裔学者在2001年、2011年和2015年三次发文(或出书),预测中国经济即将崩溃。

  但改革开放40多年来,中国非但没有崩溃,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,消除了绝对贫困,倒是“中国崩溃论”,屡屡崩溃。为何中国崩溃论、威胁论在国际社会轮番出现?西方学者、媒体对中国经济的预判为何经常“失准”?中国崛起究竟会给世界带来什么?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日前接受中新社《东西问》栏目专访,试图拨开迷雾。

资料图:长江航运。殷黎 摄
资料图:长江航运。殷黎 摄

  中新社记者:在今年中国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前,有些美欧媒体开始宣称中国面临人口危机。这已不是西方社会第一次唱衰中国,“中国经济崩溃论”为何反复出现?

  金刻羽:我不担心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。现在太多的重点都放在中国有多少老人,有多少年轻人,有多少劳动力。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效率上,因为一代一代的效率提升是非常快的。独生子女一代受到的教育水平、训练以及整体的环境,使得他们能够有能力来奉养老人。

  为何“中国经济崩溃论” 反复出现?

  首先,中国的增长模式跟课本里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是不一样的。外界还没见过中国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。一些西方人认为,如果不符合历史常规,那肯定是有问题的,甚至还把中国经济模式与前苏联的联系起来。这些认知是错误的。

  其次,他们对中国增长模式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面。只知道政府跟市场都起作用,而且以政府作用为主。西方主流媒体认为,只要有政府参与,除非是提供公共设施,(不然)肯定就会有问题,或者效率很低,或者出现大量资产错配,然后引发金融系统风险。

  但他们极少了解中国经济中更细微的机制、系统、经济结构,以及其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。

  近几年,不少国外专家觉得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来源地就是中国。比如达沃斯论坛上,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和风险屡被提及。尽管中国快速发展积累的债务很高,但他们没想到,中国通过政策调节,慢慢就把金融风险大大地化解了。

  中国政府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和资源,能够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控制金融风险。而其他西方国家,包括美国,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。他们有金融风险意识,但真正能做到的远小于中国。

资料图:航拍洋浦港小铲滩码头。 骆云飞 摄
资料图:航拍洋浦港小铲滩码头。 骆云飞 摄

  中新社记者:中国的经济体制、增长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在哪?

  金刻羽:在中国,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与众不同的。政府的资源、力量和动员能力都是其他国家没见过的。

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,2019年中国新设市场主体2179万户。西方学者大多困惑这么短时间内,为何出现这么多新企业?其实,政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,尤其地方政府。地方政府愿意扶持一些效率比较高的私营企业,这是让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很难理解的。

  中国的这套系统中,政治跟经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。政府有一系列的考核目标,要推动发展、要吸引投资、要保护环境、要创新,他们更愿意挑选有能力有潜力的企业。

  再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。中国的国企和私企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,一些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私营企业的股东。数据证实,在国有企业周围、跟国有企业联系最紧密的部分私营企业是增长最快、效率最高的。

  国企和私企的这种密切的网络连接是只有中国才有的。有人觉得如果有大量的国有资本参与进来,效率肯定很低,但实际上并不是。国企和私企资源互补,私营企业有很好的企业文化、产品创新等,国有企业有融资等优势,就像一个阴阳图一样,有黑有白,两者共存,这也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。

  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很复杂,但又有很清晰的经济逻辑和经济关系。西方学者大多对此认知比较肤浅。

资料图:宁波舟山港。 沈颖俊 摄
资料图:宁波舟山港。 沈颖俊 摄

  中新社记者:如果以西方的系统和标准来衡量中国会犯什么错误?

  金刻羽:西方看中国的经济是很不准的。他们以自己的标准、系统和模型来衡量中国。他们认为,中国储蓄率太高,投资率太高,经济结构偏于出口和工业等。

  但如果只是片段地从某些宏观数据观察中国,就不能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。中国的投资率虽然比其他许多国家都高,但是中国正在城镇化,需要大量投资,包括新老基建等方面。所以什么叫过高?中国的情况跟日本、美国是不同的。

  储蓄率也一样。在国外看来,储蓄率高就意味着消费弱,所以一定要降低储蓄率,才能刺激经济。中国储蓄率的确高,但有它的优势。中国较高的储蓄率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踏入的一个“圈套”,那就是需要从国外借大量的钱,才能实现发展。而外债最终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、金融危机的导火索。

  另一个误解在于,中国的储蓄率那么高,投资也那么高,经济增长完全是靠资本积累推动的。在投资空间缩小后,经济增长肯定要放慢,甚至走向低迷。

  其实,过去几十年,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,而非投资。1990-2007年间,效率提升贡献中国经济增长50%以上,所以不能说是中国只是靠投资、靠储蓄,也不能说是(只)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。

资料图:人民币和美元。<a target='_blank' href='http://djszlt.718cw.com/' >中新网</a>记者 李金磊 摄
资料图:人民币和美元。中新网记者 李金磊 摄

  中新社记者:近年来,我们听到“中国崩溃论”减少了,但是“中国威胁论”在增加,这是为什么?

  金刻羽:中国如今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国家,也是近百年来,第一次有如此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而且中国的文化又与西方非常不一样。

  中国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体量巨大,而且中国的科技、创新效率、居民的人均收入确实在一步步往上提升,所谓的“威胁论”可能源自于中国真的强大了。

  二战以后,美国充当了世界“老大”的角色,进行所谓民主输出和美国模式的输出。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像美国那样,往一条路去走。但中国很不一样,中西方的政治体系、价值观、文明文化、经济发展模式等都很不同。

  同时,外界对中国没有那么了解,不知道中国的目标是什么,以后在世界当领袖的方式是什么。所以,很多“威胁论”来自于不同和不了解,很容易带来恐惧甚至妖魔化。

  此外,“中国威胁论”也是某些国家国内政治的需要。

  以美国为例,美国国内有各种问题,比如:精英跟普通百姓的距离越来越大,这在特朗普时代成为一个尖锐问题。还有种族问题、极端的自由主义带来的人权问题等,使得美国国内加速分裂。美国需要有一个来自外部的挑战,以凝聚国内的力量,所以鼓吹“中国威胁论”也是其政治诉求。

  中国完全有权利让本国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,这是各国都应该同意且鼓励的事。遏制中国增长就剥夺了中国百姓的机会,如果从人权主义的角度出发,这也是说不通的。

资料图:中欧班列X8153次列车整装待发。 齐超 摄
资料图:中欧班列X8153次列车整装待发。 齐超 摄

  中新社记者: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?

  金刻羽:从经济上看,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有很多好处。

  当今是一个网络时代,也是个多赢时代。网络时代的领军者跟上一个阶段“中心国家”的意义完全不同。网络时代的“中心国家”不是要去遏制其他的参与者,而是要鼓励、帮助甚至扶持其他的参与者。“中心国家”要保护网络,要保护国际化,要保护整个经济体系,让大家能够共赢。

  中国的作用可能主要发挥在三个方面:

  其一,中国可以充当全球金融稳定之“锚”。在全球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时,中国可以作为一个基石,跟美国与其他重要经济体一同来稳定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全球产业链。

  其二,中国资产市场给诸多投资者一个分散风险的机会。相对来说,中国的股市、债券市场等资本市场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关联度要小很多。而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资产的比例还很小,他们提高持有中国资产的比例,能很大程度上分散风险。

  其三,中国能提供大量的、很好的贸易机会。这10年来,中国给全球增长所作的贡献几乎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。

  贸易虽然是多赢的,但是有一部分人会受到负面影响。这时候应该是由政府来主导出台一些方案,帮助弱势群体重新就业,但这是美国政府没有做到的。

  所以,当中国的贸易来到美国市场,弱势群体失去自己的工作,甚至是没有机会重返劳动力市场。这时候是该怪中国的贸易,还是该怪美国政府没有更好地帮助这些人?几十年来,美国的教育程度整体是下降的。美国应该更好地解决国内问题。

  中新社记者:很多人担心美联储一旦缩表,会重演2013年的“缩减恐慌”,引发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,能否改变这样的局面?中国能发挥多大的作用?

  金刻羽:美联储现在面临两大挑战:

  一是如何权衡国内目标和国际影响。

  目前美联储在全球金融系统中充当“基石”。美联储每一次利率变动,包括 QE等对全球影响巨大。但它在选择这些方案时,并没有考虑到全球,而是优先美国自身需要,不理会政策溢出。

  但溢出非常大。很多人都能感觉到美联储降息时,全球信贷泛滥,很多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不该有的泡沫都出现了;缩表的时候,发展中国家也受负面影响,甚至爆发金融危机。这是全球化的表现,也是全球化没能解决的问题。

  作为一个核心国家,如何权衡国内目标和国际影响?美国没能做好这样的平衡。有人说,需要第二个国家,比如说中国的央行发挥作用,共同稳定市场。两个央行之间需要一定的沟通和对话,一起来控制局面。

  二是近些年美国经济体量在全球占比减小,美国所能提供的安全资产以及流动性高的资产,难以满足全球需求。

  这时候也需要一个其他国家或经济体,来补充美国的漏洞,尤其是在支持新兴经济体方面。2009年以后,中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: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,中国提供了流动性。

  很多国家都很反对美国将美元当成一个政治武器,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。这时候会有很多人支持一个新的国际货币诞生。欧元是做不到的。欧洲有经济稳定问题,国与国之间还没有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大的统一市场,虽然欧洲债券市场体量很大,但因为每个国家主权问题,实际上还仍是分离的。

  这是中国的机会。不过,现阶段中国还不一定能够做到,中国的金融体系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完善。从货币来说,货币是需要信任的。一个国际货币背后虽有硬实力,也就是它的经济实力和整体稳定性,但也有软实力,包括人们对一国体系的信任程度,这也是中国需要做更多工作的地方。(完)

  金刻羽博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,从事国际经济学、技术竞争和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她拥有哈佛大学学士、硕士和博士学位,曾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,目前在国际顶级经济期刊《经济研究评论》的编辑委员会任职。

【编辑:孙静波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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